梁启超与协和医院
的“百年公案”
作者｜李昕（三联书店原总编辑）
选自｜《清华园里的人生咏叹调》
出版｜上海三联书店
版次｜2015年11月版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一）
1924年冬，梁启超年届五十一。他不幸患上了一种神秘疾病，尿液时常混有血丝，病因始终成谜。这种病症持续困扰了他大约四五年，直至1929年他离世，病痛亦未得到缓解。
起初，状况并未严重，且未带来痛楚，他并未将之放在心上。彼时，他不仅于清华大学授课，更在京城诸多知名高校定期发表演讲，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无暇顾及健康问题。再加上夫人……李蕙仙不久前，癌症的复发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悲痛之情如潮水般涌来，驱使他挥笔写下了感人至深的《祭梁夫人文》。在那段难以忍受的时光里，他沉浸于文字之中，寻求慰藉，自然也无心顾及自身的病情。
不久，他骤感病情恶化，想起夫人曾是癌症的牺牲者，这让他开始担忧自身也可能遭遇不测，迫切意识到有必要前往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然而，这一时刻，已经是1926年的正月。
起初，他前往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寻求救治。在那里，德国医生对他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全面诊断，成功排除了结石和结核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医疗设备的局限性，医生最终未能确定其病原和病因。出院之后，他转而尝试中医治疗，尤其是那些被誉为“四大名医”的中医专家，但遗憾的是，治疗效果并不显著。肖友龙“此病症并非急迫之症”，“任其发展二三十年，亦无大碍”，这番话让他心中不禁涌起失望之情。
因疑虑自身可能罹患癌症，他毅然决然选择了前往协和医院进行全面体检。
协和医院，由美国人创办于中国，装备了当时全球最尖端的医疗设备，已能开展X光透视等先进检测。协和的医者们利用这些先进器械，迅速确定了患者的膀胱和尿道状况良好，进而怀疑问题出在肾脏。为了确定是哪一侧肾脏出现问题，医生们对左右两侧肾脏进行了详尽的对比试验。首先，检测结果显示左侧肾脏的排泄功能较右侧更为强劲。随后，进一步的化验发现，左侧肾脏的排泄物清澈如水，而右侧肾脏的排泄物则呈现出血性。据此，医生们推断尿血的原因应源于右侧肾脏，与左侧肾脏无关。经过X光透视检查，医生们果然在患者的右侧肾脏中发现了一个樱桃大小的黑色斑点。经过多位专家的诊断，一致认为该黑点为肿瘤，且正是引起尿血症的罪魁祸首。
鉴于疑似癌症的诊断，协和医院毅然决定为梁启超实施手术，以切除其右侧肾脏。3月16日，梁启超被送上了手术台。负责主刀的是当时协和医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外科专家。刘瑞恒助手乃一位来自美国的医师。刘瑞恒手术动作敏捷而精准，成功地为梁启超切除了右肾。就手术本身而言，堪称是一次圆满的成功。
尽管手术已经完成，血尿的现象却并未随之终止。虽然血量有时微乎其微，肉眼难以察觉，但经检验，疾病并未得到治愈。协和医院进行了复查，却未能找出任何明确的原因，最终只能将其称为“无明确原因的出血症”。在住院治疗了35天后，即4月12日，他终于出院回到了家中。
切除一肾，病状却未缓解，手术徒劳无功，反而使患者身体遭受伤害。在这起病例中，协和医院显然出现了误诊。5月29日，梁启超的弟弟……梁启勋《晨报》上刊登的《病院笔记》一文，详细记录了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的全过程。然而，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医者所抱有的失望与疑虑。
鉴于梁启超在社会上的显赫地位，此文一经发表，即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热议。众多文化界知名人士纷纷对此事表示关注。陈西滢、徐志摩借此机会，我撰写文章对西医进行了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医与西医”的激烈辩论。然而，不论争议如何激烈，其核心议题实则仅仅是——面临手术的抉择，究竟是保留右肾还是将其切除，以及医生的诊断是否可信，这些问题在病患心中萦绕。尽管在嬉笑怒骂之中，西医的“科学精神”难免遭受戏谑与讽刺，然而，大多数人所谈论的，终究是协和医生的医术专精与否的问题。医德方面的问题。
然而，在70年后的今天，两本书重新提起旧事，讲述了一系列闻所未闻的荒诞故事：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中国文联出版社，1997文中记载，四十年后的1971年，梁启超的嗣子梁思成亦踏入协和医院的大门。在那儿，他从自己的主治医师口中，听闻了父亲英年早逝的实情：
鉴于梁启超先生的名望及协和医学院外科领域的权威刘博士，他被委以重任，负责执行此次肾脏切除手术。手术的细节随后由两位参与手术的实习医生在私下里透露。他们透露，当病人被送入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在腹部误用了碘进行标记。刘博士在未仔细核对悬挂于手术台旁的X光片的情况下，便展开了手术（切除的是健康的肾脏）。这一悲剧性的失误在手术结束后即刻被发现，然而，出于对协和医学院声誉的考量，该事件被严格保密，成为了一个“最高机密”。
梁思成续弦夫人林洙在《梁思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书中亦提及此事。
梁启超饱受肾病之苦，长期忍受尿血的困扰。经过北京德国医院与协和医院的详细诊断，发现其一侧肾脏已完全坏死，医疗建议为切除该肾脏。
在协和医院进行的手术中，主刀的医师是院长刘瑞恒。然而，由于他的判断失误，竟然切除了患者的健康肾脏，却留下了已经坏死的肾脏。面对这一严重的医疗事故，协和医院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直至1970年，梁思成入住医院之际，方从其主治医生口中得知父亲真实的死因。”
两人的陈述如出一辙。这场医疗争议演变为一场焦点，涉及协和医院院长与外科教授。刘瑞恒玩忽职守的悲剧故事中，协和医院亦不幸沦为隐瞒真相的丑角，使得事件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原本只是一次难以完全避免的误诊，如今却沦为揭露协和医生道德沦丧、不负责任、草菅人命的铁证。若事情真如所言，那么医生的行为无异于犯罪行径！
真相果真如此？
（二）
为了辨析费慰梅和林洙关于两位人士所述之真实性，我遍查了梁启超及其亲友在手术前后的多篇文章记录，发现所谓的——割除健康肾脏，保留坏死肾脏此类说法，与当事人及知情者的原始记录存在显著差异：
梁启勋，梁启超弟。（仲策）彼时，我留下了《病院笔记》与《病床日记》两篇作品，分别于1926年在《晨报》及1929年的《大公报》上刊登发表。这些文字，堪称亲历者的原始记录。
《病床日记》中说：
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经泌尿科多位医生的检查，发现右肾存在黑点，血液从右侧流出，随即确诊为右侧肾脏为小便出血的病源。任公一直以来深信科学，其治学严谨，始终以科学的方法进行钻研，因此对西洋医学抱有极高的信任，毫不犹豫地接受协和医院的治疗安排。
“在切除右侧肾脏之后，小便中带血的症状并未有所减轻，一旦稍加用心，病症便迅速复发；而在不用心的时候，血尿的症状则会有所减轻。”
此处表述清晰，诊断结果显示病症位于右肾，而手术切除的也是右肾，并未出现误切的情况。至于尿血不止，则是另一项独立的症状。
《病院笔记》记载了协和医生的手术过程。力舒东和主刀医生刘瑞恒开的一句玩笑：
力舒东提及，在腰肾被切除的那一刻，众人皆惊愕不已。力与刘对谈，轻松地开着玩笑：“难道是把别人的肾脏误割了吗？”刘则回答：“明明是从右侧肋骨切开，取出的自然是右侧肾脏，哪里会有误割的可能？”二人相视而笑。
这玩笑恰恰证实了主刀医生刘瑞恒具有精准区分是非的能力。
▲北京协和医院
梁思成1929年父逝，曾作《梁启超得病逝世经过》，内中也提到1926年其父“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文中亦提及1926年，其父于协和医院接受长期检查，最终确诊为右侧肾脏肿瘤。于是，在3月16日，医生不得不对其右侧肾脏进行了完全切除手术，遗憾的是，术后出血持续不止。梁启超本人术后发表《病与协和声明中，亦清晰陈述了自己的病情，“按照那时的医学观点，罪责归咎于右肾”，“右肾确实存在问题，这一点毫无疑义。若有人指责医生行事鲁莽，我认为这是不公的。”
梁启超本人、其弟梁启勋，乃至其子梁思成，在早年均已充分展现了卓越的才华与非凡的成就。梁先生的右肾疑似存在异常，正是这一被疑似的右肾在手术过程中被摘除。费慰梅、林洙所提及的“竟然切除健康的肾脏，而保留坏死的肾脏”的说法，实属子虚乌有。作为当事人、知情亲属及见证人，他们三位在手术后的数月或数年内所记录的资料，无疑比70年后，由外国友人或不知情的亲属依据第二手资料撰写的回忆录，更具可靠性与权威性。
当然，费慰梅写明了资料来源，她表示：
上海的张雷，与梁启超交情深厚，亦与两位实习医师稔熟。他向我娓娓道来此事，并强调道：“时至今日，此事在中国仍鲜为人知。然而，我对它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我曾从与刘博士相识的其他人士那里得知，自那次手术之后，他便不再是那位自信满满的外科医生了。”
实则，费慰梅所依赖的不过是此类辗转传述的间接证言而已。林洙照搬费慰梅的言论。。依据前文所提及的梁思成在父亲逝世时所言，即便在1971年他入住协和医院时，有人向他讲述那位主刀医生“割下健康的肾脏，保留坏死的肾脏”这一荒谬传闻，他也绝不会轻信。梁思成作为目击者，曾亲眼目睹其父右侧肋骨的手术切口，并亲身见过父亲右侧肾脏肿瘤的病理检查报告，因此，这个传闻显然并非他所向林洙所述。
在此，我判定林洙复述费慰梅所言，并有相应证据佐证。首先，林氏在费氏著作问世之后著书，却未能为费氏所述故事增添任何新内容；其次，林、费二人的作品竟出现了相同的错误，即都将梁启超于1926年3月因尿血而前往协和医院就诊的时间误记为1928年3月。作为梁启超的儿媳，林氏竟犯此低级失误，实属令人难以置信。此外，有必要指出，两位似乎都了解内情的她们，错误地将手术时间推迟了整整两年，对社会舆论造成了严重的误导。因为1928年3月，距梁启超去世仅有大约10个月的时间，人们自然会将梁的离世与这场手术联系起来。
无疑，罪魁祸首是那两位负责编纂故事的实习生。作为手术的参与者，他们竟然散布此类闲言碎语，实在令人感到惊讶。究其缘由，极有可能的情况是他们误将手术过程中的情况误传。力舒东医生和刘瑞恒那位医生的一句玩笑之词——“莫非将他人之肾割错？”竟被误传为事实。
令人费解的是，费慰梅女士和林洙女士在撰写著作时，为何未能核对当年的原始文献？这些资料本就易于获取，理应能轻易厘清事实。然而，以讹传讹的后果严重，实在不应成为她们的行为准则。
当然，最具说服力的证据无疑是梁启超的病历档案。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隆重举办了一场病案展示活动。在这场展览中，公众得以首次一窥梁启超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的详细病历，从而使得与他相关的百年悬案得以水落石出。
病历记录显示，1926年3月8日，梁启超因尿血症状入院于协和医院。经过X光检查，发现其右侧肾脏存在一个阴影，诊断为肿瘤，随即决定进行手术切除。手术中，对切除的右侧肾脏进行解剖，发现一枚樱桃大小的黑色肿瘤，经实验室检测确认并非癌变，从而判定该黑色肿瘤为良性。
病案内并附梁启超本人声明此即前文所述《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的英文译本。梁启超先生特地将此篇译稿收录于病案之中，旨在避免外界对协和医院的误解。（《健康时报》2006年8月28日）
从病历资料来看，梁启超先生的右侧肾脏仅存在一个体积较小的良性肿瘤，并非恶性肿瘤，这并非尿血的真正原因，亦无需进行切除手术。协和医院进行的手术显然是基于对尿血原因的错误判断。然而，手术并未切除那健康且无肿瘤的肾脏，反而保留了含有肿瘤的、已呈“坏死”状态的肾脏。费、林二人的言论，实属毫无根据。
▲梁启超用英文写的《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三）
鉴于费慰梅与林洙的独特身份，她们以旁观者的身份独家披露，其文章的影响力自是非比寻常。一时间，文化圈内广泛流传着梁启超“割错肾”的奇谈怪论，甚至多数人接受了这样的观点：梁启超的英年早逝，正是由于那次手术所引发。在互联网上，关于此事的讨论文章如同狂风暴雨般涌现，一致地将“割错肾”事件视为协和医院早年的一起隐秘的重大医疗丑闻。有些文章甚至以“协和医生杀人”这样的耸人听闻的标题，激起公众的恐慌，还有人发表感慨，声称“我心目中的楷模（指协和医院）就此崩塌”。
主刀医生为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网络上充斥着对他的激愤之声，甚至有些研究性文章也提及此事，断言他不仅医术粗糙，医德亦有所欠缺，行事草率，漠视生命。在制造了重大医疗事故之后，他选择逃避责任，拒不承认错误。
实则，梁启超的病例背后，无论是协和医院抑或是刘瑞恒本人，都存在诸多疑点亟待廓清。
▲刘瑞恒医生
首先，误诊，非医疗事故。所谓误诊，其因在于协和医院负责诊疗的医生误将右肾上的黑点视为尿血的根源，并断定该黑点为恶性肿瘤，需进行手术治疗。然而，事实表明尿血与该黑点并无关联。在此诊断基础上，主刀医生遵循既定方案，顺利切除了右肾，此过程并不构成医疗事故。
其次，手术过程本身堪称圆满成功。正如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所记载：
“说到刘瑞恒，他的医术确实堪称高超。手术之后，未曾出现发热症状，且恢复迅速，伤口愈合良好。虽然病人的体质被认为颇为强健，与众不同，但这无疑是医术精湛的体现。”
第三点，彼时西医方才传入我国，民众对于西医的诊疗流程和分科体系尚感陌生，心中依旧深植着中医“一医包治”的理念。在中医领域，无论是诊断还是治疗，均由一位医生负责，其治疗效果的好坏，自然全由这位医生承担。而西医则有所不同，各科医生各司其职，对于需要手术治疗的疾病，主诊与主刀医生不同人。
在梁启超的病案记录中，刘瑞恒并未直接负责尿血症的治疗任务。身为协和医院的院长兼外科教授，彼时的他已是国内外外科界的领军人物，被誉为京城享有盛誉的“刘快刀”。刘瑞恒之所以被邀至，正是为了主刀手术。费慰梅书中记载，“鉴于梁启超的声名显赫，协和医学院著名外科教授刘博士特被委以重任，负责执行此次肾脏切除术。”梁启勋刘瑞恒之所以承担这场手术，实乃出于梁启超本人之强烈要求，乃是一种“越俎代庖”之举。换言之，刘瑞恒之所以接受主刀医生之重任，一方面是出于难以推辞的盛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对梁启超的特别重视。
再者，责任不在刘瑞恒。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专家，然而，对梁启超的诊断却是泌尿科与内科的医生共同完成的。梁启超的挚友伍庄《梁任公先生行状》中记载，梁启超于1926年入住北京协和医院疗养数月，期间接受欧美医生五六人的诊疗，最终被确诊为肾脏衰竭，并建议进行手术治疗。梁启勋的《病床日记》亦提及，其兄长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经过泌尿科多位医生的详细检查，才得出确诊结论。梁启超本人向协和医院提交的声明中，更是指出，诊断其为“无端出血”的是几位内科专家。这些事实均表明，刘瑞恒并未直接参与疾病的诊断过程，他仅仅是受特别邀请，担任手术的外科专家。
然而，这一刀却让刘瑞恒成为了舆论丑闻的焦点。手术不仅被解读为一场严重的事故，误诊的罪名也全数归咎于他，如同污水倾盆般向他泼来。舆论纷纷指责他玩忽职守，罪责难逃。然而，若从客观的角度审视，刘瑞恒实属无辜之极。
上述情况已明确指出，所谓的刘瑞恒因不分左右而“误割肾脏”的传闻纯属虚构。然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起手术是否构成了一宗“误割肾脏”的事件？换句话说，梁启超的“肾脏被割”是否本可以避免？
这个问题可讨论。
基于对“割肾”术后疗效的评估以及对“樱桃大黑色肿块”的病理检测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割肾”手术并无实际意义的结论，因此应予以避免。然而，在90年前的那个时代，面对持续不断的血尿和X光检查中肾脏出现的异常暗影，作出是否进行手术的决定无疑是一项棘手的挑战。本文2015年撰。西医在中国初兴时期，医疗设施尚不完善，医生们的诊疗技能和临床实践经验尚需增强。即便在医学高度发展的现今，面对相同的病症，难道医生就能毫不犹豫地选择非手术疗法，而非手术处理吗？
某人患肿瘤，医生建议切除，手术过后，才发现被切除的是良性肿瘤，患者因此感到喜悦，庆幸不已。梁启超先生决定切除肿瘤的决策，恐怕也是基于类似的考量。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肿瘤位于右肾内部，手术无法仅摘除肿瘤，而需将整个右肾一并移除。
刘瑞恒医生作为手术主导者，能否在手术中确保不切除无癌变的肾脏？术后，他在这一环节上遭到了诸多非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文章出自一位知名文人之手。陈西滢的《尽信医不如无医
“腹部剖开之后，医生们在左肾（按：应为右肾，系陈西滢笔误，下同）上并没有发现肿物或任何毛病。你以为他们自己承认错误了吗？不然，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推断万不会错的，虽然事实给了他们一个相反的证明。他们还是把左肾（按：此处应为右肾）割下了。然而，梁先生的血尿症状并未得到改善。
此意无非表明，刘瑞恒在确认肾脏无异常后，理应即刻中止手术，对病患的腹部进行缝合。对于缺乏医学背景的读者而言，陈西滢的这一观点似乎颇有道理，实则不然，这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西医专业出身的鲁迅深知世事远非文人笔下的那般单纯。针对此事，他执笔撰文，既为西医进行辩护，又不无讽刺地称陈西滢的文章为“对肾脏缺乏深入了解的文学家”在“义正辞严”地发表言论。（《马上日记》）陈的说法违背常识。
我并非医学专业人士，然而，针对此事，我曾咨询过肿瘤外科的权威专家。他解释道：“在20世纪20年代，运用X光技术来诊断右侧肾脏的肿块已是相当先进的手段。手术证实右侧肾脏确实存在肿瘤，这充分证明了X光诊断的准确性。鉴于肾脏的良性肿瘤（如错构瘤、血管瘤）相对罕见，且良性肿瘤通常不会引发血尿，因此，医生当时自然推测梁女士可能患有恶性肿瘤。手术中，若能打开腹腔，可能观察到两个肾脏的外观并无明显差异。”多数肾脏肿瘤源自肾脏内部，肉眼难以察觉。手术的执行完全依赖于术前获取的X光片，以此指导确定应切除哪个肾脏，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肺癌手术。
我询问道：“若您担任手术的主刀医师，面对这样的情形，您将如何应对？”
他回应道：“在那种特定的情境下，鉴于缺乏其他检测手段，患者术前出现的尿血症状以及X光片上显示的右肾肿瘤，作为主刀医生，我不得不决定切除患者的右肾。”
因此，梁启超被误诊为“丢腰子”，尽管这起因于诊断上的失误，却似乎蕴含着某种不可避免的宿命。
（四）
经过右肾切除手术，梁启超的尿血症并未出现改善，这一点无疑是确定的；然而，若言病情持续恶化，实则并不准确。病情只是时有起伏，时而好转，时而恶化。梁启超本人也认为，相较于手术之前，他的整体状况还是有所改善的，“以前每天的小便中都有血，而现在不过是每隔几天才偶然出现”，“出血量的多少，往往与工作的强度密切相关。”只要休息得当，便能够数日不见血尿。因此，医生总是建议他静心调养。
梁氏于讲学之余，笔耕不辍，未曾有一刻闲暇，心绪亦难平静。因此，自手术以来直至生命终结，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他频繁出入协和医院，多次接受治疗，所涉疾病多样，既有血尿的持续治疗，亦包括痔疮、尿路阻塞以及肺部感染的医治。
众多人士因梁启超于手术后仅三年便以57岁之盛年离世，自然而然地将他的逝世与“割肾”之举相牵连。对此提出质疑的，起初正是他的至交好友。伍庄他在致梁启超的《祭文》中言道：“我不借助X光镜，深知拯救君主之命，在于割肾。”对于当代人而言，在赞叹梁启超卓越的才华、哀叹他英年早逝的同时，也不免会想当然地认为，倘若未曾不幸割去一肾，梁的生涯或许不至于如此短暂。
梁启超的离世，实则与尿血症并无关联，更非割除一肾所致。他并非因尿毒症或肾功能衰竭等疾病而命丧黄泉。其留存于体内的左侧肾脏，功能一直保持正常。在梁启勋所著的《病院笔记》中，曾提及其兄长在右侧肾脏被切除后，“幸而左侧肾脏的排泄功能，毫无障碍”。因此，尽管右侧肾脏被不公地切除，却也无需追悔。此言不仅驳斥了费慰梅、林洙所谓“割去健康之肾，保留坏死之肾”的无稽之谈，亦似乎表明梁启超的尿血症，与双肾均无直接关系。既然右侧肾脏虽长有肿瘤且功能受损却非便血之源，便无理由怀疑功能正常的左侧肾脏会成为便血的原因。
根据家属的记录，梁启超因肺部感染去世。
在梁思成的笔下，《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一文详细记载了其父梁启超于1928年秋季起患上的奇异病症。起初，病情尚属轻微，仅表现为发烧和食欲减退，并无其他并发症。最初，由日本医生进行诊断，但治疗效果不显著。直至同年11月28日，梁启超转至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在那里，医生为他拍摄了肺部X光片，发现左侧肋骨轻微肿胀，因而怀疑其患有肺痨。然而，痰液检查并未发现肺结核菌，却检测出大量的“末乃厉”菌（monelli）。随后，医生从梁肿胀的左侧肋骨中抽取脓血进行化验，同样发现了这种细菌。进一步的实验中，医生将梁的脓血注入小动物体内，结果显示小动物内脏出现溃烂和出血。
协和医院专家们对于此病症并无治疗先例可循，遂广泛查阅医学典籍。最终，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一份医学期刊上，他们找到了一篇与梁启超病情极为相似的案例论文。然而，论文中推荐的药物，由于考虑到梁启超体质异常虚弱，医生们担心其可能产生副作用，因此只能试探性地使用。遗憾的是，这种方法并未能遏制病情的进一步恶化，导致梁启超在入院五十余天后不幸离世。
梁的好友伍庄“据瑞典医生所述，此病症颇为罕见，全球仅有三人曾罹患，其中两人不幸离世，仅剩一人存活。”
这些资料揭示了梁启超所患疾病在当时几乎无法治愈。至于“末乃厉”这一病原体的本质以及它引发的肺部感染在现代医学中应被归类为何种疾病，我在网络搜索中未能找到答案。因此，我向胸外科和微生物学专家进行了咨询。
然而，无论是胸科还是微生物科的专家，都对“末乃厉”(Monelli)这一细菌的名称闻所未闻，自然也就无从知晓由此细菌引发的疾病。微生物学专家更是特地查阅了细菌谱系，但依然未能找到这一菌株。他们告诉我，“这或许是因为它已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发生了变异，或是已经灭绝。正如天花病毒曾在世界范围内肆虐了百余年，最终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种牛痘免疫之后，该疾病得以根除一样。”
如此说来，梁启超逝世的真正病因，恐怕鲜有人能给出确切解释；然而，他之所以离世，并非因为切除了一个肾脏，这一点却是明明白白的。
坊间持续流传名人故事。费慰梅曾说，刘瑞恒自那次手术过后，他已不再是从前那位自信满满的外科大夫。此言隐含着一种自我贬低，仿佛自此沉沦于一种黯淡无光的境地。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成功为梁启超施行手术后，刘瑞恒竟荣膺中华医学会理事长的重任。
梁启超离世之后，又一则引人注目的巧合被故事讲述者捕捉到。他们观察到刘瑞恒从协和医院离职，转而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担任次长一职。据此，人们纷纷猜测，刘瑞恒此次离职的原因或许与梁启超的去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认为，刘瑞恒因在梁启超的离世事件中难以推脱责任，遂毅然辞去外科医生职务，黯然离去，离开协和医院，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躲避可能的指责。
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刘氏赴南京履新，实则是一次晋升，以现代语境而言，即所谓的“另有任用”。更值得一提的是，刘氏被调往中央卫生署任职的时间，并非在梁启超先生逝世之后，而是在梁氏最后一次赴协和医院就诊之际，即1928年11月。此外，即便在南京任职期间，刘氏亦一直兼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一职，直至1934年。
刘瑞恒签函
读者应已明了。梁启超与协和医院的所谓“百年公案”，实则不过是一场围绕名人私事的捕风捉影，演变成的集体炒作。
3月25日2015
【编辑补充】
1926年9月14日，梁启超于协和医院接受右侧肾脏切除手术半年之余，他在致子女的一封家书中，倾诉了关于一位著名医生的感怀与敬意。伍连德
伍连德医生已明确指出，协和医院在手术上的孟浪之举纯属错误。他亲自查验了被切除的右侧肾脏，确认其并无任何异常。他对协和医院的疏忽表示强烈谴责，认为他们把人命当儿戏。协和医院也对此表示了认错。事实上，此病症属于内科范畴，而非外科所能解决的。在手术之前，克里、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从外科研究实为误途。但据连德此病症非属“无故出血”之范畴，实则是一种轻微的肾炎。西药虽可治疗，但往往难以迅速见效……
我往昔常怀揣疑问，亟欲查明右肾是否真的患有疾病。若右肾确实存在病症，那么其或许并非便血的直接原因，亦可能是其导致的后果。既然已经进行了手术，但血却未能止住，显然已不是原因所在。若是后果，那情形就更为严峻，倘若再持续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那岂不是后果不堪设想。我多次向协和医院寻求确切的信息，但他们出于保护同行的考虑，总是声称右肾确实存在病变（部分组织已腐坏）。德才已被证明在说谎。放心了。连德我始终恪守您的忠告，严格约束自我，如今一切行动皆以他的意志为准则（劳作强度较之以往已减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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